為什麼清官有時比貪官更可恨



清官信仰是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來老百姓對清官樂此不疲的期盼和傳頌
,使得這種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種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
能詳。作為反映社會普通民眾心理的一面鏡子,宋元時期,清官文學(包括公案小說、話
本、雜劇等)開始大量湧現和流行;到了現代社會,電視劇中還有大量的清官戲來延續這
種傳統。老百姓為他們的「青天大老爺」立廟塑身,四時享祀,香火千年不絕。這既是因
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貴品質—清正廉潔、剛正不阿、鐵面無私、體恤民情等等,也從反
面說明這樣一個可悲的問題:那就是貪官污吏層出不窮,「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處
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境地,孤立無援,迫切希望有人能為民父母,為他們做主。清官的事
蹟正是百姓這種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觀一點說,是一種畫餅充饑式的心理補償。


    在普通民眾心中,清官可謂是完人,是神的化身,身上隻有耀眼的光環而不可能有哪
怕是白璧微瑕的黑子。然而,翻閱古人留下的筆墨,我們卻能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群體
意識斷裂」—士大夫階層對清官的評價實在是不能令普通百姓滿意,有時甚至大相逕庭。


    晚清小說家劉鶚對這一問題有直接的闡述。他在《老殘遊記》中說:「清廉人原是最
令人佩服的,隻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都是小人,隻他一個人是君子。這個念頭
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
人,大則誤國。」為了支援這個論斷,他在書中塑造了玉賢和剛弼這兩個以清廉自居但同
時又剛愎自用、濫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並讓他們辦了許多冤假錯案。


    劉鶚認為,清官的毛病在於道德上有一種絕對的優越感,這使他們覺得自己的所作所
為都問心無愧,從而容易陷入自以為是甚至剛愎自用的境地。對自己的行為盲目自信,做
事所憑恃的隻是道德上的居高臨下,現實情況、世俗人情一概斥之為鄉願,隻顧一點,不
及其餘。這種心態是極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說,比如聽理刑獄時,容易濫用刑罰、草菅
人命;往大了說對國計民生無所補益,反而會誤事。


    古代士大夫階層對清官的批評遠早於劉鶚,與包拯同時代的歐陽修就對清官的盲目自
信提出了批評。他在上宋仁宗的《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中,對包拯作為風憲官劾罷兩名
大臣後接替其職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認為這樣做會使「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
成風」。包拯辯解他本無此心,歐陽修說:「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跡者示於外,
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跡,是猶手探其物,口雲不欲,人誰
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避也。」他還很有針對性地對包拯的道德優越感做了抨擊:「
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
,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


    歐陽修的看法代表了相當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態度:他們對包拯的節操無疑是讚賞的,
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點,與個人修為不可等量齊觀。包拯僅僅重視道德上的無可指摘,
卻忽視了其行為對朝政風氣的影響。這樣僅憑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體或有不思
」,「思慮不熟,處之乖當」。


    明代的海瑞同樣也招致了士大夫階層的批評,而且比包拯更甚,幾乎已經到了不見容
於當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潔耿介,平時所學以剛為主,自號剛峰,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幾次為官開場時轟轟烈烈,卻都黯然收場。其中原因,當然並不
僅僅因為「天下皆濁我獨清」。萬曆皇帝給他的斷語是:「雖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
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長處,實際上是一種批評和否定。
萬曆皇帝對海瑞的廉潔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認為這位耿介的忠臣隻在道德風化方面有榜樣
作用,在國計民生的事功上並不能有所建樹。


    康熙皇帝對清官問題有其自身的認識,他在一道詔書中說:「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
堪,清而寬方為盡善。朱子雲: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為清,乃為真清。」康熙的意思很明
確,清官要把道德優越感丟掉,對人不可苛責太嚴,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執的強硬
。身為一國之君,他當然不是鼓勵貪污,而是不希望出現「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的局面,使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綸,是和包拯、海瑞一
樣被民眾稱為「青天大老爺」的人物。有人薦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說:「朕深知
仕綸廉,但遇事偏執,民與諸生訟,彼必袒民;諸生與縉紳訟,彼必袒諸生。處事惟求得
中,豈偏執?如世綸者,委以錢谷之事,則相宜耳。」最終改授其為湖南布政使。看來,
康熙是深明清官運用之妙的。


    普通民眾和社會精英對清官的評價出現差異是耐人尋味的。士大夫(乃至皇帝)對清
官的批評集中在一個「刻」字上。這個「刻」意義很廣,既包括用法嚴苛,也包括對屬下
和部民苛責,還包括在施政中偏執、強硬,不近人情。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潔
癖,對人太過苛責,如果別人不能達到他們的標準,就一概斥為泥豬、癩狗、污穢小人。
這種心態導致了他們在施政中用法嚴苛,而這一點卻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對清官的期許不外有三:抑制欺壓百姓的權豪勢要;打擊魚肉鄉裏的潑皮無賴
;懲戒貪贓枉法的貪官污吏。清官對這些人打擊越嚴厲就越符合老百姓「吃大戶」的樸素
願望,才是「愛民」。如《拍案驚奇》裏的梁太守看見拐帶婦女、弄出人命的潑皮無賴汪
錫隻被判了充軍,於是大怒,「喝交皂隸重責六十板,當下絕氣」。這種擅殺行為卻受到
了作者的肯定,稱他極有正氣。


    士大夫階層對清官的這種「刻」是很反感的,除了忠恕之道的價值觀因素外,考慮到
治國施政的現實情況是更主要的原因。正如康熙皇帝所說,「處事惟求得中」,政事不同
於個人修為,它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施政要想有所作為,就不能
僅憑道德上的居高臨下,一味的偏執強硬。據司馬光《涑水紀聞》載:「包希仁知廬州,
即鄉裏也……有從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親舊皆屏息。」這段大義滅親的「佳話」總讓
人產生其他的想法:若從舅有可死之罪,殺之則可;若罪不至死,包拯為了表示自己鐵面
無私就從嚴懲處,殺之以博直名,這種「殺妻求將」的行徑無疑會使我們對他的崇敬大打
折扣。


    包拯如此,海瑞更甚,他的家庭悲劇為其性情做了一個絕好的註腳:他的前兩個妻子
被休,第三個妻子暴死,一個妾自殺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後九娶。而他的女兒因吃了家
僕給的一個餅,就被他逼得絕食而死。可見其性情之苛刻。


    除此之外,海瑞還是一個嚴刑峻法的讚賞者,他對明初朱元璋「剝皮楦草」的殘酷懲
貪措施懷念不已,並建議恢復「毫髮侵漁者加慘刑」的祖制。他的建議不但讓官場震恐,
連萬曆皇帝也認為太過了。


    《海忠介公年譜》中載,海瑞被任命為應天巡撫後,「飆發雷厲,郡縣官吏凜凜竟飭
,貪污者望風解印綬而去。權豪勢官,斂跡屏息,至移他省避之」。這種讓貪官污吏、權
豪勢要望風而逃的殺氣自然也是海瑞平日所作所為產生的效果。然而,屬下掛冠求去,大
戶外逃也讓海瑞的利民大計無法得以實施,最終黯然收場。


    清官是整個社會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在現實中卻不見容於官場,這確實讓清官們百
思不解:貪官污吏對他們的切齒痛恨能夠不以為意,名臣士林的批評對他們來說卻不啻晴
天霹靂。愛惜羽毛的他們最看重的就是清議對自己的褒揚,而這種批評卻無疑是社會精英
階層對他們所謹守的東西表示不以為然。


    難道真的是「天下皆濁我獨清,天下皆貪我獨廉」使然嗎?非也。


    清代名吏汪輝祖在其《學治臆說》中以自己為官數十年的經驗提出了忠告:清不可刻
。清隻是治術的一端,並不足以解決現實中的所有問題。道德潔癖、偏激的個性和強硬的
手腕是其不見容於當世、不能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的病根。誠如康熙皇帝所言:「清而寬
方為盡善。朱子雲: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為清,乃為真清。」這並非是鄉願之言,而是對
清官愛之深、責之切的期許。


    將清廉和貪腐寄予個人道德修養,本身就是悲劇,所以討論清官、貪官的優劣沒有現
實意義。當今之世界,凡政治相對清明的國家,無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嚴格的執法來維護
社會的公平正義,推動社會的整體進步,如此我們還需要清官嗎?貪官還有市場嗎?反思
歷史不能以誤勘誤,否則得出的結論將是荒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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