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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衛山西──日籍部隊戡亂作戰始末

                            [日]城野宏

        本文作者城野宏原是日本華北派遣軍高級軍官，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為閻錫山收用，化名李誠，官階中將，組織留在山西的日軍部隊協助閻氏抗共，轉戰數年，一九四九年被中共所俘，判獄十八年，服刑十五年後，於一九六四年獲釋返日，以下是他在最近透露當年參加「保衛山西」的一段傳奇經過，可視作國共內戰中的秘密史料。為去蕪存精，這裏且從抗戰勝利、閻錫山返晉主政說起……。

                                                      ──編者謹識──


                        楚溪春部隊凱旋入太原


        中國抗戰勝利，閻鍚山先派楚溪春所部一個軍進入太原。舉行入城式那天，太原市內到處張貼了「歡迎抗戰八年辛苦多勞的楚司令」字樣的標語，全城充滿節日氣氛。但我冷眼旁觀，總覺得楚軍裝備及訓練都嫌不夠水準。

        楚軍在太原稍留，即向大同進發，繼續接收工作，接踵而來的，是第七集團軍司令趙承綬，此人是閻氏旗下第一猛將，意氣軒昂，果然是一表人才，他進城後，召見我和日本駐太原軍司令巖田，問及：「對日本戰敗，感想如何？」

        我就告訴他：「我們的祖國已被別國軍隊所佔，我們現已成為亡國之民，但日本不是一個永久被人支配的國家，我們總有一天要再站起身來，中國現在是戰勝國了，勢將代替日本，成為亞洲的主要勢力，為了脫離歐美人對亞洲的控制，我是熱烈期待中國將來要支持日本的復興。」

        趙承綬聽了，不住點頭，說：「閻長官也有同樣的想法，他認為日本之敗，敗在政治而非軍事，作為失敗者的地位是暫時性的，今後的問題是中日如何可以再次尋求合作，對付來自北方的威脅。」

        他的所謂北方威脅，是指蘇聯及其在中國的鷹犬中共，在那個時候，閻錫山所部實非中共八路軍的敵手，他懼怕一旦八路來攻，會守不住山西，所以一早就想到防患未然。而最簡單的對策，就是收編汪偽部隊，另一步驟，就是設法使山西境內投降了的日軍留下來，收為己用。


                        閻老西大談「兵農合一」


        閻是在八月底回到太原來的，我是到火車站歡迎他的日軍將領之一，對他的第一印象，可說是十分意外，因為他的打扮像個普通步兵，身穿灰色木棉軍服，腳踏布鞋，身上沒有佩帶軍階章，他身材矮小，由兩個勤務兵扶著下車。

        第三天，他在官邸的書齋接見我，在場的還有汪政權時代的太原保安司令部參謀長李渤、和雁門道副指揮秦良驤，他們原是閻的舊部，在日軍投降後，馬上被閻收用，正式任為少將師長，到山西北部忻縣地區佈防，這天因閻已抵太原，故來謁見，報告克日赴任履新。

        閻的官邸名叫東花園，那是山西省政府建築物的一廓，外表全部中國式，有一條朱紅色的迴廊，庭池假山一應齊全，是一座典型的宮殿，但屋裹卻有西式裝飾，暖氣設備，這地方遠在戰前就是閻的住所，日軍進佔後，我就住在這裹，現在舊主人回來了，我當然老早就要退讓；而在同一地方和舊主人見面，真有點感慨，因為屋裹的裝飾和傢具，和我佔住時一樣，原封未動哩！

        這次閻接見我，談到他年來主張的「兵農合一」和「物產證券」。所謂兵農合一，是指通過了徵兵制度，從農村徵得兵員，然後配給他一塊田地，由村民代耕，作為維持軍人家屬的生活所需，使當兵的人無後顧之憂。至於物產證券，是指以山西的礦產及農產資源為擔保發行紙幣。他最後對我說：「我打算以此主張主理山西，希望你依此原則，幫忙出些主意。」這次見面雖然沒有談到什麼具體事項，但後來我把上述內容告訴閻的高級參謀張文昭，他聽了驚訝地說：「什麼？長官和你說了這些話？他隻和一些即將宣誓成為民族革命同志會的幹部們講這些，看來你會成為他的心腹幹部哩！」

        （按：閻鍚山在抗戰勝利後，復主晉政，以「民族革命同志會」為省內政治組織，鞏固政權，屬下每一部隊均派有同志會幹部擔任「指導員」及「政委」，其組織與中共派政委控制八路軍一樣，閻本人則自任此同志會領袖，山西省內各地雖設有國民黨支部，但活動一直受到限制。）


                        挽留日人獲得六點結論


        且說閻鍚山回到太原第四天，即召集留在太原的日人數百名在省府大禮堂發表演說，其中有謂：「君等如願留在山西與予合作，則不僅給以生命財產之保障，在經濟上亦必給以適當報酬。」這是他提出日人留在山西計劃的第一著，到了翌日早上，閻部第二軍軍長趙瑞來訪，說「長官有命，著我與日軍高級階層舉行密商，日方首席代表，由他指定以巖田參謀擔任，因為他比較了解一切，又不用傳譯。」我便通知巖田，巖田又將此意告知日軍總司令澄田，於是巖田便依照閻的指令，到東楫虎宮的太原保安司令部宿舍舉行談判，商討駐晉日軍善後問題，這項談判，每天在半夜十二點開始，談到凌晨四時，閻方代表趙瑞便披星戴月，趕去報告，據他說：閻錫山在早上四點半便到辦公廳聽取他的報告。

        經過五天談判，雙方獲得結論如下：

        一：日軍中如有自願留在山西者，可向其原屬部隊日軍司令申請復員，脫離日本軍籍，此後加入新的日軍部隊，歸由閻長官指揮。

        二：閻長官同意，所有留用之日本軍人，全體給以軍官待遇，並照原來軍階連升三級。

        三：給以宿舍，並許在軍營以外地區居住。

        四：薪酬照應聘者資格從優議定之。

        五：服務合同為期兩年，期滿如願返日，一切由閻負責代辦。

        六：一俟對日交通恢復，將協助辦理申請各日人家屬來晉居住或匯款返日接濟家人生活事宜，日人如願與中國人結婚，甚表歡迎。


                        合謀建設山西抗拒共黨


        協議達成後，下一步驟為付諸實行，務由趙瑞移交閻的妹丈樑延武處理。

        九月間，樑延武來訪，邀我協助進行有關工作，他說這事已得到閻錫山和日本方面巖田代表的同意。當時我們的辦公地點，經選定了新民公園池畔的「日華俱樂部」，這地方在戰時是日軍和汪政權高級幹部的聚集場所，在太原算是最豪華的建築物之一，我們在建築物掛了一面大招牌，上書「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合謀社」。我覺得「合謀社」這名字未免新奇，曾向樑詢及含義，樑說：「這是閻長官親自命名的，意思是中日雙方有志之士合謀建設山西及抗拒共黨。」我的職銜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合謀社軍事組長，屬於中國方面的官員，每日要到部辦公，策劃改編日軍殘留部隊除成為一枝新的勁旅。初期，我對於這些日軍從「天皇的部隊」變為閻的僱傭兵，其戰志、戰力、及團結如何獲致，大感懷疑，因為建軍的本質，牽涉到政治和技術，單是把一批軍隊留著是沒有用的，我們必須設法把日本的政治、宣傳、生產機構、娛樂機構、文化教育機構及藝術人才留下來，但怎樣才使他們留下來，就成為我的工作之一。

        我以「日本人的立場」為題，印發傳單，向留在山西的各階層日人進行勸說，大意是：「日本已被盟軍佔領，主權喪失，成為被征服國家，前途隻有三個可能性：第一是美國化，在美軍佔領下，政治上被脫胎換骨，經濟上命脈被握，文化上殖民地化，終有一天成為夏威夷第二。其次是蘇聯化，在戰後混亂與疲弊中，民眾勢必左傾，接受共黨誘惑。第三是獨立之路。我們反對前兩者，期望第三者。為了加速日本獨立，復興祖國，促使佔領軍早日撤退，我們留在山西，和閻鍚山合作，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最佳方法，因為戰後美蘇勢必對立，第三次大戰難以避免，到那時我們留在山西的日軍，便成為日本復興軍的先頭部隊……。」


                        密鑼緊鼓組成日軍部隊


        我的宣傳果然奏效，引起一般留在山西省的日人的共鳴，各種人才紛來「合謀社」報到，共商大計，其中有爆殺張作霖出名的前任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此人在張作霖事件之後，因「對某重大事件」負有責任，被迫退出陸軍，轉任滿洲鐵路局理事，九一八事變後，他成為滿洲煤礦的主帥人物，後來又被人踢出，那時他的陸軍大學同學巖鬆義雄出任第一軍司令，駐紮山西，便邀他出任山西產業會社的社長，一直到日本投降。

        山西產業會社前身是日本佔領山西期內，接管閻鍚山遺下的所有重要工廠和礦山的軍方機構，把經營所得利益，交給第一軍，軍方則以這些利益作為特務工作費，進行對中國方面的不可告人活動。

        河本過去與閻鍚山有一面之緣，他對於我們進行把日軍留在山西一事，舉起雙手贊成，他說：「這樣對我們大大有利，因為一個中隊的日軍便可在中國橫行闊步，有一個師便可控制華北，有日軍作後盾，便可充份開發山西的資源。」

        河本對留在山西既有興趣，便把製鐵廠的主任技師等重要幹部挽留下來，自己也成為山西產業會社化身的西北實業公司總顧問，這個總顧問事實上是主宰者，他隻是把山西產業會社時代的「社長室」牌子換上了「總顧問室」，鄰房的常務董事室則來了一位彭經理，這人是閻鍚山所派的代表，但閻每遇兵器生產或其他重要生產計劃待商時，必直接召河本來談，彭經理以下的中國人幹部，仍對河本鞠躬如也，視如老闆。

        原日在「華北政務委員會」任建設總署顧問的工學博士谷口，也從北平來到太原，成立一間自然科學研究所，他本來是日本內務省的技師，是當代日本土木水利工程權威之一。閻錫山後來在太原西北蘭村附近山谷中，為汾河設一水壩，工程就由谷田負責。

        有一個名叫指田的日本軍屬，奉命和閻鍚山手下的特務頭子樑化合作設一「資源調查社」，名為調查資源，實際專責搜集中共情報。

        像以上的各種活動展開聲中，日軍的重新改編也在進行，有一個曾任青島市警察專員的日人古屋，獻議先由日軍組一「鐵路護路總隊」，其他閻軍所部，也有許多日人直接參加工作，例如熊谷中尉以次數十人，加入了陽泉的第十總隊張國棟的團、及忻縣的四十六師的「挺身隊」，總而言之，許多部隊，都有了日本軍人的蹤跡。

        最後而又最大規模的編組，則是是年末以「特務團」名義，把留在山西省的日軍組織起來。

        在特務團司令部名義下，有九個步兵團，此外尚有特科隊、醫院等共約一萬五千人，大概相當於一個師的實力，並以此一個師為基幹，再發展為其他以日人為軍官，以汪政權遺下的中國軍舊部為隊員的隊伍，初期打算兵力是六萬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山西的日軍司令到北平去，向日本的華北方面軍聯絡部報告山西大部份日軍不願返國之事，那邊認為，天皇的命令本來是要全體日軍復員，但中國方面既然要留住這些軍隊，日本方面是戰敗國，也就沒有議見。

        留晉日軍以原任一一四師團長三浦三郎中將為總司令，太田少佐為司令部參謀，各方面準備就緒，即日成立。


                        「軍調小組」要解散日軍


        且說在八•一五日本投降時，華北方面第二戰區的中國軍勁旅除山西閻鍚山、察哈爾的傅作義之外，就是八路軍的勢力，換句話說，當年如果日軍真的就此放下武器，遣返日本，那末華北便立刻落入中共手中，而不必再等幾年了。

        可是南京的日軍總司令部有命，著日軍不可向八路軍投降，必須以武力守在原有陣地，以等候南京方面所派的受降官到來，山西全省的情況也一樣，各地日軍都奉到命令，隻向閻錫山所部投降，八路軍如來接收，即迎頭痛擊。

        那時的河北，僅平津兩地有少數美軍飛來，並由飛機運到中國鹽警約一個大隊，治安勉可維持，其他地方便靠日軍和汪政權軍維持治安，但臨時掛起中國政府的「前進指揮部」招牌，合力對付八路軍。閻錫山入山西最早，確保山西全域亦早，他在各地站穩腳步後，馬上派了兩師中央軍到河北去，孫連仲便靠這兩師中央軍底定河北；但平漢、京太等鐵路卻被八路軍切斷，許多農村地區也被八路軍所佔。此外張家口也被佔，北同蒲線不能通往北平。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間，閻軍為接收山西東南部的潞安，以三萬大軍進攻，但在這一役中被八路軍伏擊，全軍覆沒，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於是役戰死，這是山西方面國共大戰的開始。

        其後閻派第八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再奪潞安，趙在此役中命令日軍獨立步兵第十四團長元泉協助向共軍作戰，在分水嶺附近，和共軍展開激戰，山西省省訓團特訓隊的日軍部隊，也參加此役作戰。

        國共內戰方興未艾，美國派了馬歇爾元帥來華進行調停，受到中國民眾的歡迎。他在北平設立軍調部，由國、共、及美軍各派一人組成停戰小組直接到衝突地點調停。其中一個停戰小組來到太原，認定山西編成日軍作戰，乃由美軍代表向閻錫山提出嚴重抗讓，要日軍立刻被遣送回國。

        閻向軍調小組提出一些解釋，但不被接納，隻得答應解散日軍所組的特務團，由第二戰區司令部發出命令，著令「即時解散」。

        可是閻派樑延武來告訴日軍司令，說「長官隻是為了應酬一下軍調小組來人，他們不會長駐太原的，在這期內，隻得暫時避避風頭，不要在小組面前露臉，等他們走了，各位要留在山西的話，長官十分歡迎。」

        於是日軍安排「躲避」工作，每遇三人小組出巡，步哨便鳴槍為號，叫日軍大隊退入山中，當被詢以「槍聲何來」時，人們就告訴三人小組：「是共軍遊擊隊。」

        一九四六年九月到四七年初，是山西局勢比較平穩的時期，各地雖有小規模戰鬥，大攻勢就一直沒有出現，閻也利用這段小康時間強化軍的政治教育，以便將來決戰。山西省的兵工廠內，已可自製十二吋口徑步兵重砲和九四山砲。閻的辦公廳隔鄰，設立了日軍顧問部，由師長以次高級指揮官起一律從新受訓練，四九師、四六師、衝鋒槍大隊、機槍團等，都由日人擔任教官，四七年秋，山西省保安司令部改編為山西野戰軍，由閻自任總司令，副司令就是日軍元泉中將，可是他用了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叫做元全福。我自己也改用了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在南京國民政府裹登記為廣東省新會縣人的將官李誠就是我。

        在無數的對共戰役中，我們戰績輝煌。


                        轉戰三年終於面臨厄運


        但一九四八年五月的晉中會戰砲聲，卻開始使我們辛苦得來的三年成果走向毀滅之途。

        是年初，運城被共攻陷，在中共出版的畫報上，我們可以見到運城守將雷團長被砲彈炸開腹部而死的照片。共方徐向前所部取得運城後，為攫取河東的小麥，乃北上攻擊臨汾，該地守備樑軍長雖饒勇善戰，但以介休以南援兵之路被切斷，終於不敵共軍攻勢被俘，在這一役中，樑部所有日軍人員均陣亡。

        河東穀倉地帶一失，糧食就有問題，因為十幾萬軍隊和幾百萬城市居民的糧食，就隻靠晉中平原供應了，而閻鍚山能不能再獲支持，關鍵也在糧食，共軍徐向前顯然看出這個弱點，於整頓新佔的臨汾地區之後，即派第十三縱隊配合榆次、太谷、文水、汾陽等地方部隊從事糧食爭奪戰，他們向農村展開宣傳，叫農民「不要把一粒穀交給閻鍚山」。

        閻以茲事體大，即派心腹部下樑化之到太谷指揮收集糧食，同時向各軍司令指示，叫他們分區著令縣長負責集糧，由於此舉跡近強迫收集，農民對閻有懷恨之意，那時中共並不需要在山西取糧，他們隻是用宣傳戰術，叫農民不可交糧給閻錫山，這種宣傳是成功的。

        更不幸的是，這種不滿閻鍚山的政洽氣氛，逐步滲透閻軍之中，因為閻軍是「兵農合一」的，農村子弟是閻軍的基幹，士兵家人的反應會影響了士兵的情緒，當他們知道鄉中糧食被強徵時，內心便變得對閻感覺憎惡。

        在這個時期，再加上全國性的通貨膨脹，農民售出糧食，得來鈔票，無法保值，以致怨聲載道。這種不滿，後來波及城市，乃至不可收拾。


                        設「政衛處」竟弄巧反拙


        這時閻鍚山派楊貞吉其人設立「政衛處」，政衛者，政治衛生也，目的在掃除軍中不滿分子，辦法是派出「人事參謀」到各軍中，另遣軍官多人偽裝為士兵，與士兵共住一舍，每日起居與共，在日常談話裹找尋士兵們對閻不滿的材料，報告人事參謀，然後對不滿者加以監視。

        後來這種行動發展為「亂棍打死」。那就是說，誰被發現對閻不滿，便被指為共匪，亂棍打死。

        士氣影響了戰志，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再加上華北各地，不利的戰況頻頻傳來，徐向前部這時已不再著重截斷糧源，他們是想將山西野戰軍的主力誘出加以殲滅了。

        他們派兵向榆次、太谷等地活動，截斷閻軍補給線，首次是破壞鐵路，接著是公路，使運輸及汽車隊動彈不得，太谷以東一股野戰軍，由於退路被截斷，迫得要面向徐向前部，這一股野戰軍，指揮者是日人住岡儀一，編號第三團，他們突入載李青，與共軍逐屋接戰，殲敵甚多，但在這時，太原方面的總司令部突然下令該股野戰軍向南莊方面集結，以便迫使徐向前部退往山西東南，後來查明是第七集團軍司令王靖國為掩護自己所部七十三師安全自文水撤退，故要求太原發此命令。野戰軍接令後迫不得已，放棄了辛苦搶來的據點載李青，向南莊方面推進，結果被徐向前軍窮追，再加上兩面包抄，優勢變為劣勢，經一星期血戰，死亡枕藉，面臨全軍沒滅。


                        閻部主力六萬全數覆滅


        我們在太原聞報，立即把留在太原的十個總隊，全部編成敢死隊，南下掩護殘存的野戰軍突圍，在 B廿九型轟炸機的協助下，歷經戰鬥，結果隻有一百幾十人突圍成功，但趙承綬在此役被俘，閻的副手元泉中將（即改名元全福的日軍副總司令）受重傷，他知難以身免，即命在旁的小野參謀開槍打他的頭部，以身殉戰。小野殺元泉後，也自殺畢命。

        至此，山西野戰軍主力六萬人已全數覆滅。這也意味著山西的命運到了最後關頭。

        直到此際為止，我發現了每一次戰役，民眾支持與否是一種物理力量。幾年來，我方總體上一直佔優勢，但主要戰役則每次都居於劣勢，被敵人奪取主動，終至全面敗北，原因何在，想來想去，和民眾的支持與否有關。

        舉例說，祁縣城外的戰鬥，我們火力銳不可當，共軍每次都在匆忙地構築野戰陣地，每築必遲，可是深受共軍宣傳戰術所迷惑的村民們，多自動協助，有的且把自家門板拆掉供作共軍構築防禦工事之用，作戰時彈藥糧食的補給，由村民負責，死傷者的收容、傷兵的照顧，也大部份出諸民眾協助，部隊行進時，每到一村，茶飯早有村民準備，不用炊事兵動手，這樣對行軍速度很有幫助。

        共軍的兵源是就地取材，因為年輕的農村青年覺得最好出路是參加「解放軍」。一般民眾則參加民兵組織，直接參加戰鬥，防衛後方陣地和確保運輸路線。

        共軍並發動民眾，替他們做義務情報員、做嚮導員，此外還組織文娛團體，做慰勞工作。

        這樣的支持，我方一點都沾不到光，我們要確保運輸路線，照顧傷兵，這都需要派兵負責，把大部份兵力留在後方，而這些留在後方的兵力，常被共軍各個施以突襲，全軍被殲。為了這類緣故，一個師儘管有一萬二千人，實際參加前線戰鬥的，不到此數之半。


                        集中剩餘兵力死守太原


        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年）秋天，山西各地告急，共軍瘋狂進攻，晉中各部軍隊、文職官員和稍有辦法的平民，都向太原逃亡，由於閻鍚山部野戰軍主力被殲，要防守各城市已不可能，現在唯一方法就是集中全部剩餘兵力守住太原，在四週添築防禦工事，實行死守。

        這個時候，華北各地的情況，多比山西更惡劣，外來援助是沒有機會了，不過閻部對共作戰有三十年經營，他們深知對共產黨的唯一方法是和他們打下去，此外別無他途，閻的部下雖多有揣測，譬如說，美軍可能開來助戰，或閻會和朱德取得妥協之類，到底揣測還是揣測，這邊廂，榆次、清源、徐溝、高城、文水各縣紛紛退守，軍隊續向太原集結。

        閻部所屬日軍主力，也損失得差不多了，第一團長小田切、第四團長增田、第六團長布川皆先後陣亡。第三團長任岡被中共俘虜。隻剩下第二團長相樂死裹逃生，大隊長級以次軍官傷亡亦多，戰力已急轉直下，不過我們（作者自稱，以下同）沒有後悔，也不氣餒，退到太原後，銳意整頓，圖謀再起。

        由於太原被中共包圍，隻是時間問題，一旦發生戰爭，全城居民可能死光，閻錫山有見及此，便通知留在太原的日本人，如果是不願續留的，或者是非戰鬥員，年事已高的，婦女、兒童等，盡可能早日離開，遺送返日本。這些人對閻的一番好意，非常感激，有些在太原機場還勉強可以使用之前，已設法搭飛機到北平轉道返日，但是算來算去還有三千左右的日本人，聲言與太原共存亡，他們本來不是戰鬥員，不過因為在太原工作已久，心理上生了根，大家都不想走了。

        自然，這些不願走的日本人內心也有一種想法，就是萬一軍事上抵受不了，閻可能要和中共妥協，再不然，就算共產黨來了，他們何嘗不需要技術人才，看來，留在山西的日本人可能是平安無事的。


                        從西安空運增援兩個師


        話分兩頭，且說野戰軍殘部的日軍，退集太原後，改稱「太原綏靖公署教導總隊」，整編為三個步兵團和一個砲兵團，駐於東門外，作為守衛太原的總後備隊，當時太原要塞全部砲兵，由日軍官巖田專責指揮，我則偕同日軍司令今村和另一副司令，到各陣地視察，每天忙個不了。

        攻擊太原的前哨戰於是年九月開始，共軍最初由南方平原地帶來襲，南京方面為支援太原，從西安將三十一軍的兩個師空運到來，把其中一師配在南方，對抗共軍，另一師則駐東山。當時我和他們的總司令王靖國一起到前線視察過，隻見這些來自西安的精銳，經常和共軍短兵相接，實行肉搏，我印象最深的是王鳳芝的大隊，共軍見勢不佳，一度匆忙退回榆次。

        從南方平原進攻不逞之後，共軍果不出我們所料，從東面山地再來進攻，引起守軍激烈抵抗。

        那時我們還未直接參加戰鬥，有空時常在城內運動場開棒球大會，東面山腳，不時傳來砲聲，大家若無其事，恍惚對這個山西最後據點的前途感到樂觀，不過這種樂觀，到了十月十二日我們在陳家谷舉行中秋節宴會時，卻已逐漸消失，彼此就像有一種下意識，預感這是最後一次的宴會了。

        果然，在翌早四時，守備東面山頭牛駝寨的七十三師已全軍被殲，共軍佔領該地，便可居高臨下，對太原城一目了然，這樣住在太原的人豈不如入共軍掌握？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我們接到消息後，便由日軍第一團團長相樂，率領所部緊急開向牛駝，在當天中午時分即將該高地加以克復，而太原攻防戰的最大激戰，也以這次牛駝之戰為開始。因為敵人也視此為必爭之地，再次增兵來攻，我們也極力增援，希望能固守下去。


                        賀龍之妹賀芳戰死牛駝


        在牛駝寨前方，有一塊名叫二○五高地的陣地，地勢比牛駝更高，對牛駝有甚大威脅，所以要能緊守牛駝，必先取得二○五高地的控制，我們攻克牛駝時，共軍還死守二○五高地，我們第一團在十四日實行進攻，死了安籐大隊長以次許多人，一直不能成功，十六日續由第二團負責進攻，在山腹地帶展開激戰，還用大砲掩護，更出動飛機助戰，共軍隻用迫擊砲和手榴彈，死守不退，我軍總沒有辦法接近他們，在此役中，第四團長菊地因率隊從左方包抄助戰受了重傷，作戰主力的第一團長相樂則被炸穿大腿骨。

        這樣連戰多日，到了十八日，再由三十一軍派出一個團來支援，用山砲把五百公尺外的敵人機關槍陣地摧毀，這才完成佔領二○五高地。我在佔領後立即進入視察，隻見不少穿了灰色軍服的共軍士兵屍體還半倚在戰壕內，睜大了眼睛。

        二○五高地甫告克復，翌日再被共軍猛攻，代理第二團長佐籐陣亡，二○五高地再陷共軍之手，在此後一個月，即到十一月二十日為止，牛駝還在進行拉鋸戰，日夜不停，尤其每天晚上，照明彈照耀得如同白晝，火燄放射器發出的火燄，就像一枝油彩筆在半空繪畫，雙方損失慘重，我方參謀長紺野，也在此役戰死。

        經過一個月以上不停的接戰，牛駝終告失守，我們的步兵損失殆盡，可是共方傷亡也十分慘重，遺屍超過一萬八千具，共軍悍將賀龍的妹妹賀芳，以旅長身份率兵參加此役戰鬥，也在牛駝戰死。


                        裸兵成奇景食物有空投


        牛駝戰後，各戰線戰事暫時平息，這因為雙方都損兵折將，不得不休息下來整頓一番，我們在黃家墳重行佈置陣地，全部用砲兵，準備迎接共軍新的攻勢。

        我們也在太原城內動員民眾協助構築防禦工事，男性女性都參加掘戰壕工作，許多市民加入了民衛軍，更有人組織演藝團到各陣地上去勞軍，當時山西著名的演員丁果仙也參加這一慰勞行列，士氣為之一振。

        太原的冬天，氣溫經常在零下十幾度，躲在戰壕裹，更覺寒冷難當，第三團長永富便發起了裸體熱身運動，訓練大家在早上脫了上衣舉行晨操，起初大家面面相覷，後來試了幾天，果然反冷為暖，一時各陣地軍隊紛紛效尤，太原市內，每天早上到時可見此輩「裸兵」排隊行進，成為太原街頭奇景之一，當時各報都有記載此事。

        太原在被包圍狀態中，可喜的是沒有騷動事件發生過，也許大家都明白，再騷動就提前找死，還是安靜一點的好。不過儘管安靜，糧食的缺乏卻是逐漸緊迫，幾十萬軍民每天吃得不少，存糧日告短缺，最初隻是副食品難以購到，後來就連主食都有問題了。湖南方面經常派來飛機，以袋盛白米及魚乾之類，空投太原機場，因為機場已在共軍大砲射程之內，飛機不敢降落。為了機場上空常有飛機空投，有時食物會投落機場以外的地方，不少飢民聞訊，大量湧到附近，希望拾到一些糧食，但警衛機場的軍隊則阻止他們這樣做。

        在這般缺糧情況下，太原方面的狗，差不多都被宰食殆盡，受傷的軍馬也成為部隊裹的糧食，普通老百姓隻能吃豆粕或黑豆，我們軍隊則吃空投得來的湖南舊紅米，因粗糙得難以入口，隻得臨時設一間製粉廠，利用汽車馬達作機械，把舊紅米磨成粉末，以便製成饅頭，至於佐膳品中，這時最上等的佳餚恐怕就是豆腐了。

        不過在一九四九年正月的太原街頭卻有一句流行語，叫做「有些地方有得吃」，意思是說，我們一般人儘管沒得吃，但有些地方卻有得吃，而這個所謂「有些地方」是指前山西省長蘇體仁的家，新年的時候，他代表閻錫山開了一次盛大宴會，招待我們一班重要人物，宴會上果然是山珍海錯，應有儘有，其中最令我們饞涎欲滴的，是美國製的罐頭菠蘿，據綏靖公署的兵器部胡部長說：「這是閻長官特派飛機在運載武器時候順便叫人帶來的。」其珍貴也，可以想見！


                        美記者西蒙斯訪問危城


        且表一九四九年二月間閻鍚山召見日軍參謀長澄田及前任日軍第一軍醫部長兵籐少將，勸他們離開太原返日，理由是中共一旦得勢，澄田必被目為雙重戰犯，澄田對閻考慮周詳，十分感激，遵命搭機離開，閻又勸告當年殺張作霖的主兇河本大作離去，河本拒絕，說：「到了現在，唯有與長官共存亡，決不考慮離開。」

        在同一時期，有美國芝加哥論壇報記者西蒙斯帶了他的助手來太原採訪，由閻親自接見之後，再和今村司令及我見面，我們招待他參觀了黃家墳的陣地，晚上在今村寓所暢談。

        西蒙斯問：「你們認為可以打贏麼？」

        今村答：「勝敗置諸度外，李將軍（指我）也一樣，希望美國的朋友們了解這一點。」

        西蒙斯又問：「你們日軍為什麼堅持要留在山西？」

        今村答：「我們認為能夠抵擋中共一天，對日本也有一份好處。」

        西蒙斯再問：「閻鍚山的想法如何？」

        今村答：「他很了解我們，所以我們決定支持到底！」

        西蒙斯稍作思維，問道：「你們有所期望於美國麼？」

        我插口答：「現在已嫌太遲，三年前美國如有決心幫助解決中共問題，就不致有今天，美國雖為民主國家，口惠而實不至，中途過橋抽板，實在無法可想了，如今就算美援肯來，也不過是多支持一兩個月，不過你們美國如果願意幫助，我希望你們給以飛機和通訊器材，此外大砲在山西是用得著的。」

        西蒙斯回到美國，在「生活」畫報上刊登了大幅「太原危城」圖片，我們的訪問記也登在美國的雜誌上，這是因為日本讀賣新聞也有譯載，我才曉得的。


                        被俘日軍突然回到太原


        三月間，閻錫山飛往南京，與中樞當局商防衛太原與解圍大計，等到他從南京飛回來時，卻因機場被共軍砲轟，彈下如雨，不能降落，在機場上空兜了一小時的圈子，迫得飛回南京。根據我事後聽說，毛澤東曾親自下令：「閻如飛往南京，切勿攻擊太原機場，因為讓他回來坐鎮，可能和平解決晉局，閻如不在，則其部屬必拒絕投降，死戰到底，這會引起更大犧牲。」但前線共軍並不知飛來的是閻的座機，還以為猛轟機場便可以阻止飛機降落呢！如果照普通「常識」，閻在太原坐鎮，勢必抗戰到底，不在則容易迫使守軍投降，毛的想法是否在常識之外，就不得而知了。

        就在同一個月，一部份在晉中戰役被共軍俘虜的日軍竟然平安回到太原來，原來是「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居中斡旋的結果，「解放同盟」是日共領袖野阪參三在抗戰期內於延安所組織，專門收容日本俘虜施行訓練，戰後野阪返回日本活動，留下一個名叫永井的部屬繼續辦理日俘思想改造事宜。

        這批回到太原來的日俘，自然都已受過洗腦訓練，他們帶來了閻部降將趙承綬（在晉中會戰中被共俘虜）的親筆信，是寫給今村和我的，信裹說：「天下大勢已定，太原、南京之陷落，時間問題而已，中國古語有雲，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識時勢徒取滅亡，君等應早日放下武器，順應天命，解放軍必赦免君等戰犯之罪，從寬發落也。」

        我們研究結果，認定這不過是勸降，沒有什麼意思，我們絕對不該今天和閻合作，明天又倒他的台的，這樣做豈不使世人對日本人失去信心？我們商量之下，決定萬一太原有什麼，就搭飛機飛到甘肅蘭州，整編後再和中共一決雌雄。

       為了這一打算，今村還編好了名簿，準備萬一，可惜後來太原機場失陷，我們要逃也逃不了，這計劃也就無從實現。


                        參謀長下令焚城外民居


        且說是年一月，天津、北平先後陷入共手，這是由於傅作義率領五十萬大軍向共軍投降，中共以不流血佔得北平，並將傅部編入華北的中共野戰軍，聲勢更增，林彪所部則由東北入關，協同攻取天津。太原那邊，便更無人會。在四月二十一日，太原全體守軍奉命入城，不再守衛外廓，看來我們所能準備的，就是巷戰了。

        太原綏靖公署參謀長趙世鈴，下令把南門外全部民居夷為平地，免使共軍利用民居接近城垣。這在軍事觀點看來是對的，不過對於那兒上萬的居民就太慘了，民眾們群起反對，趙不理一切，強迫軍隊舉火燒屋，一時民眾扶老攜幼，哭聲震天，奔入城內躲避，我在司令部瞭望台遙望此情此景，深感戰爭殘忍無情，莫此為甚！

        說起這個趙世鈴，本是四十九師的師長，追隨閻已多年，在陽泉戰役中，我一度與他同事，其後他突被解除師長職務，並遭逮捕拘禁，隻因為謀反嫌疑。

        原來最初他的罪嫌隻是把部隊的被服糧食空額吃掉，再查之下，還有隱匿若幹武器的情事，當時，閻曾向我說：「吃些軍服軍糧空額，事本尋常，世鈴有了這種貪污行為，也就不必深責，隻是隱匿武器就不能輕恕，非要查個清楚了。」

        後來趙世鈴又被釋放，不過師長的職務便不能恢復了，我有一次在太原城內碰到他，他穿了平民服裝，對我說：「現在是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了，我已打算從此歸農，不過在聽候閻長官的指示之前，我隻好等待一下子吧！」我也以為他從此完蛋了，卻想不到閻錫山的用人方式是特別的，他的部下幾乎全是多年袍澤，其中又以他的同鄉五台縣人為最多，隻要你能講五台方言，在閻的部下，便不愁無事可做，他的親衛隊便清一色是五台人。除五台人之外，次一級的是鄰縣的代縣或定襄人，趙世鈴即屬此類，所以儘管免了師長職，不久又起用他做參謀長了。趙為報閻的知遇，故傾全力保衛太原，上述焚燬所有城外民居的措施，自然也是堅壁清野、背城借一之謂，不過這樣引起了民眾的無比懷恨，後來共軍攻陷太原，第一個被民眾捕殺的就是此人。


                        驅傅作義部降兵作砲灰


        在全軍撤入太原城內之後，太原綏靖公署司令部已在地下室辦公，總司令王靖國獃在地下室裹，和高級參謀張文昭相對無言，我有一天去拜望他們，討論危局，王說：「現在隻有一個希望，就是閻長官和陳納德的飛虎隊聯絡好，派機來大炸太原週圍的共軍，我們再從城內向外出擊，或可望退敵。」

        共軍的總攻擊顯然著力準備，東方、北方，砲兵陣地已在構築，用望遠鏡可清楚看到他們動工的情形，這些陣地築好之後，他們一度試砲，向城內發彈，但不一會便停止射擊了，我是預料他們在一個特定的日子裹將集中火力大量猛攻的，果然，又是不幸而料中了。

        算一算，太原的包圍戰已經過了七個月，太原城牆厚約六十尺，高約一百八十尺，不可謂之不堅，再加上添築的砲樓，即使徐向前用一百門大砲轟擊，就算能夠破城，也要付出很大代價，因為北平有過兵不血刃而入城的經驗，中共是萬二分不願用強力攻太原的。

        有一點可以證明我所料不差，就是他們畢竟調來一批傅作義的舊部來參加攻城，原來傅部多數是貧下僱農子弟，這類出身的人對大地主都是有基本的憎恨的，派他們來攻擊「長年佔據山西的封建大地主閻鍚山」，在政治意識上已佔了優勢。另一方面就是中共寧可犧牲這些投降部隊來攻城，而不願使用自己原來的軍隊，可見他們早就料到損失必重。

        中共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向太原實行總攻擊，砲彈最先落在小東門及體育場附近，我們軍人的眷屬，大部份在新民北街的司令部內躲避，傍晚時，小北門一帶，發砲聲和爆炸聲幾乎同一時間響亮著，這是城牆被擊中的聲音，我軍的大砲，也擺在大街上，四方八面向外面射出，二十三日晚，軍司令部的四層建築物也中彈震塌了一半，城內上空砲彈嘯聲嘶嘶，遠的近的爆炸聲響，已辨不出是何方所發，事到如今，唯一方法是權保性命，再考慮下一行動了。

        今村司令和我退到司令部二樓的小房間裹，邀集各幹部，叫他們不要再作無謂犧牲，暫時不要還擊，可是樓下的衝鋒隊已來不及聽到這個命令，他們正用機槍和自動步槍向衝入城的共軍開火，原來共軍用大砲轟破小北門城牆後，便從缺口湧入城來。


                        城破作俘虜監禁十五年


        共軍後來闖上二樓司令部，我們把軍刀及手槍交出，成為俘虜，他們便喝令我們到城外的收容所去。

        我們遵命排隊下樓時，還看見一個共軍在樓上向天施放信號表示佔領了司令部。

        我們走向城外時，沿途所見，倒下來的燈柱橫梗在路上，兩旁許多房屋被砲彈轟成殘碎瓦礫，斷屍殘臂，遍地皆是，血腥難聞。

        我們在小北門外收容所被押了三天，聽到不少消息，其中包括王靖國等被俘，及樑化之率領的特別憲警指揮處幹部三百餘人以兩人為一組，互用手槍轟斃對方作集體自殺而死，無一向中共投降。

        第四天，與我同被拘押的今村司令亦服毒自殺，共軍恐怕我們之中繼續有人自殺，便把我們押到榆次縣的長凝鎮俘虜收容所。

        這裹且說說我個人十多年來的遭遇，我被押到長凝鎮後，一度計劃潛逃到北京，不幸被共方發覺，又把我押回太原，監禁在陸軍監獄。

        一九五○春天，我和河本大作等四名日本人，從太原被解到北京，一九五五年又再被押回太原，那時有兩名日人已死，隻剩下我和河本二人，翌年河本亦死於太原獄中，僅餘我一人。

        一九五六年六月，太原的中共特別軍事法庭判我入獄十八年，押往撫順監獄服刑，在那兒，我和偽滿皇帝溥儀及滿洲國務總理張景惠比鄰而居。

        一九六四年三月，我忽然被釋放，由共軍押到廣州，經深圳到香港，轉乘飛機回到日本。統計由宣判之日起，坐牢八年，從被俘那天算起，則被監禁了十五年。


        後注：

        以上《保衛山西──日籍部隊戡亂作戰始末》，原題《日軍協助閻錫山保衛山西經過》，是以《春秋》雜誌總第253、254期（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同名連載內容全文為底本完成。

        後記

        主觀的人描述歷史事實是難以客觀的，必然會加入各自的立場，這對國共雙方均然。

        本文是基於台灣中華民國方面的《春秋》雜誌載文而成的。

        大陸方面，我猜您提到的大概是這兩篇文章：「日本戰犯城野宏的懺悔錄」        （楊健峰　《文史月刊》 2004年第07期）「二戰後侵華日軍“山西殘留”真相」（孔繁芝　《檔案春秋》 2008年第10期）

        另外山西檔案館出版過《二戰後侵華日軍“山西殘留”───歷史真實與檔案征引》該書3卷，220萬字。主要內容為，二戰後侵華日軍“山西殘留”概述、殘留日軍原始檔案纂輯、檢索與注釋、相關歷史鏈接，並選錄50余幅珍貴歷史照片。算是較為權威

        雙方描述大約有不同，但山西日軍二戰後組成作戰部隊投入國共內戰的事實是存在的其中參戰被俘的日本兵奧村和一2006年還拍攝了講述這段經歷的紀錄片《螞蟻部隊》可作參照。

        另外共軍方面四野也留用了日軍人員，主要是部隊急缺的醫生、護士、技術人員還有飛行教官，分布在醫院、工廠、鐵路等部門，人數約在8000到 10000人左右。和國軍方面的區別大概就是沒有將其投入直接作戰。

        1954年周恩來總理的一段談話：“1945年 8月15日以後，日本軍隊放下了武器。在那一天以前，我們打了15年的仗，可是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國人友好起來，中國人也把日本人當作朋友，並沒有記仇。最大的、最生動的一件事，就發生在東北。當時有許多日軍放下武器之後，並沒有回國，而是和一部分日本僑民一道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有的在醫院當醫生、護士，有的在工廠當工程師，有的在學校當教員。大多數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幫助了我們，我們很感謝他們。這是友誼，可以說是真正的友誼。這就是我們友好的種子。”

        關於這段歷史，2002年中國中日關系史學會編了《為新中國做出貢獻的日本人──友誼鑄春秋》一書。日本 NHK電視台播放了《被留用的日本人》特集，並在隔年出版了《被留用的日本人》一書。